网上有关““科学”一词在中国出现于何时？”话题很是火热，小编也是针对“科学”一词在中国出现于何时？寻找了一些与之相关的一些信息进行分析，如果能碰巧解决你现在面临的问题，希望能够帮助到您。

究竟谁在中国最先使用了“科学”一词？

2014年09月16日 1624 来源：原载《自然辩证法通讯》2009年4期 作者：周程 纪秀芳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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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谁在中文文献中率先使用了“科学”一词，学界先后提出了多种不同的看法。《汉语大词典》“科学”词条的作者认为“科学”的使用至少可以追溯到南宋的陈亮[1]；袁翰青认为梁启超最先使用“科学”[2]；樊洪业认为康有为第一个使用“科学”[3]；汪晖则认为严复有可能是中国最早使用“科学”之人[4]；前不久，朱发建又提出近代中国最早使用“科学”一词的人乃王国维之说[5]。究竟谁在中文文献中最早使用“科学”一词？他又是在什么意义上使用“科学”一词的？还有，严复、王国维等人果真是中国近代率先使用“科学”之人吗？弄清这些问题，无疑有助于我们澄清一些有关“科学”一词的似是而非的认识，并有助于人们加深对近代科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的理解。以下，笔者拟以这些问题为中心对“科学”一词在中国历史上的使用情况做些初步考察。

一、有关使用“科学”第一人之争

正文达12卷、1993年出齐的《汉语大词典》“科学”词条开头处写道：“①科举之学。宋陈亮《送叔祖主筠州高要薄序》：‘自科学之兴，世之为士者往往困於一日之程文，甚至於老死而或不遇。’”[1]陈亮(1143-1194)，字同甫，人称龙川先生。据传其著述达四十卷，但流传下来的各种版本都只有三十卷。因此，《四库全书》中的《龙川集》和结集刊行的《龙川文集》、《陈亮集》都只有三十卷。其中，《送叔祖主筠州高要薄序》收录于第十五卷。不过，文渊阁《四库全书》所收《龙川集》中的对应文字是：“自科举之兴世之为士者往往困於一日之程文甚至於老死而或不遇”[6]。显然，陈亮的《序》文中并未出现“科学”一词，相应地方写的是“科举”，而非“科学”。对以清同治退补斋本为底本，参照明成化本等校勘而成的《陈亮集》查证的结果是，该处写的也是“科举”二字[7]。进一步查阅北京图书馆收藏的其它多个繁体字版本的《龙川文集》、《陈亮集》之后发现，没有一本例外。据此，基本可以断言，《汉语大词典》“科学”词条中的引文出现了失误，该词条作者似乎将《送叔祖主筠州高要薄序》中的繁体字“举”字看成了“学”字，抑或受到了将“举”字误植为“学”字的简体字版本的误导。

袁翰青1985年在《北京晚报》上发表文章指出[2]，梁启超于1896年在《变法通议》中第一次使用了“科学”一词。《饮冰室合集》所收《变法通议》中的《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一文中，的确印着“其稍进者曰：欲求新政，必兴学校，可谓知本矣。然师学不讲，教习乏人，能育才乎？科学不改，聪明之士，皆务习帖括，以取富贵，趋舍异路，能俯就乎？（标点系笔者所加）”[8]由于各种选编本大都依此版本排印，故该处排印的多为“科学”或“科学”二字。诚如樊洪业所指出，实际上，在袁文发表之前，日本学者铃木修次已经发现了此一令人费解的表述[3]。因为此处的“科学”变成了引发聪明之人埋头“务习帖括，以取富贵”的重要原因。后来，李华兴和吴嘉勋在编辑《梁启超选集》时找到了当年刊载该文的《时务报》，发现《时务报》上印的是“科举不改”，因而断定《饮冰室合集》排印时误将“举”字当成了“学”字[9]。如此一来，铃木修次的疑惑就迎刃而解了；同时，梁启超早在1896年就已开始使用“科学”之说也就不攻自破。

杨文衡1981年著文指出[10]，康有为在编辑《日本书目志》时，曾将两本含有“科学”字样的书籍，即日本普及舍译《科学入门》和本村骏吉著《科学之原理》列入《日本书目志》一册卷二理学门之中[11]。由于梁启超在1897年11月15日的《时务报》上曾以《读日本书目志书后》为题对该书进行过介绍[12]，故杨据此推断康有为的《日本书目志》应不晚于1897年[4]。实际上，康有为在《康南海自编年谱》中曾明确写道：《日本书目志》自1896年开始编写，1897年7月脱稿，当年冬天由上海大同译书局完成刻印[13]。问题是收录于《康有为全集》的《日本书目志》乃是依据1912年刻印的万木草堂丛书本排印的。据张伯桢《万木草堂丛书目录》载：“《日本书目考》，丁酉印于上海，戊戌八月、庚子正月，两奉伪旨毁版。”[14]由于当初的版本已被毁，我们不清楚康有为是否一开始就在《日本书目志》中收录了那两本带有“科学”字样的日文书名。而且，即使收录了，那也只不过是将他人的书名抄录于自己编写的著作之中而已，因此很难就此将最早使用“科学”一词的功绩归于康有为。

不过，支持康有为最先使用“科学”之说的证据似乎不仅限于此。在康有为1898年4月进呈给光绪皇帝的《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之中，康曾三度使用了“科学”一词。现录如下：“夫以总角至壮至老，实为最有用之年华，最可用之精力，假以从事科学，讲求政议，则三百万之人才，足以当荷兰、瑞典、丹墨、瑞士之民数矣。”“从此内讲中国文学，以研经义、国闻、掌故、名物，则为有用之才；外求各国科学，以研工艺、物理、政教、法律，则为通方之学。”“然后宏开校舍，教以科学，俟学校尽开，徐废科举。”[15]很明显，康有为所使用的“科学”指的是西方的“science”。樊洪业据此认为“康有为不仅是最早引入‘科学’的人，也是最早使用‘科学’的人。”[3]席泽宗、冯天瑜也基本赞同此一提法[16][17]。

康有为的上述奏折收录于《戊戌奏稿》，1911年首次刊印面世。据台湾学者黄彰健考证，《戊戌奏稿》中夹杂着很多伪稿。“《戊戌奏稿》所载奏折二十篇及进呈书序五篇，其中仅《进呈俄彼得变政记序》及《呈请代奏皇帝第七疏》，见于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上海大同译书局石印本《南海先生七上书记》，系戊戌政变前公开印行，真实可信，其余二十三篇都是假的。”[18]也就是说康有为的上述奏折系伪稿，不足为凭。而且，即使康有为当年真的进呈过自作的《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由于我们今天见到的《戊戌奏稿》系康有为之女康同薇及其女婿麦孟华事后搜集整理而成[19]，并非原稿，故不能排除部分稿子被局部加工处理过的可能。因此，断言康有为1898年使用了“科学”一词似乎有些性急。

杨文衡1981年还指出[4]：严复戊戌变法前后，在其早期译著《国计学甲部》残稿的按语中使用过“科学”一词。严复在该按语中写到：“故即使治此学者，祈问之不灵，前言之不验，亦不过见（此）学之（未）精，原因之未得，不可谓人事无因果，抑科学之无此门也。”[20]此外，在1897年开始翻译、1900年脱稿、1902年全书出版的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名著《原富》（国富论）中，严复多次使用了“科学”一词。如“至于国学所教之专门科学，得隽者非历所定年数不可。”[21]又如“故其（欧洲）中古所讲求者，皆神道设教，天人交际之理，寡所谓科学者也。”[21]严复《国计学甲部》残稿及其按语的完成时间不详，一般认为在《天演论》之前问世。这样一来，严复开始使用“科学”的时间肯定要早于康有为。故汪晖认为严复很可能是中国首用“科学”一词之人[4]。但是，严复在其1894-1896年间翻译、1898年出版的《天演论》中却又从未使用过“科学”一词。不仅如此，他1898年在北京同艺学堂演讲《西学通门径功用说》时，尽管通篇讲的都是西学之事，但“科学”一词他也一次都没有使用过。当时，他在指称西方科学时使用的仍是“格致”。故严复《国计学甲部》残稿按语中的“科学”是否真的是1896年写下的尚有待进一步考证。

朱发建认为王国维才是中国近代最早、含义明确地使用“科学”一词之人[5]。其主要依据是，王国维1899年在为日本人著《东洋史要》中译本作“序”时说过：“自近世历史为一科学，故事实之间，不可无系统。抑无论何学，苟无系统之知识者，不可谓之科学。中国之所谓历史，殆无有系统者，不过集合社会上散见之事实，单可称为史料而已，不得云历史。”[22]，由于文中“科学”一词两见，而且文未有王国维自署的日期：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加上该书有1900年东文学社排印本，故朱发建认为王国维1899年使用过“科学”一事不容置疑[5]。问题是单凭王国维1899年使用过“科学”一事就能断定王为中国近代最早使用“科学”之人吗？纵使康有为、严复此前都没有使用过“科学”一词，也不意味着其他人同样没有在1899年前使用过“科学”。

二、早期使用“科学”的新事证

汉语典籍中“科学”一词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人们当时又是在什么意义上使用它的？

笔者近期对文渊阁《四库全书》、《四部丛刊》等丛书进行了全面检索，发现早在北宋李昉(925－996)等人编纂的《文苑英华》中就已出现了“科学”一词。《文苑英华》系宋太宗赵灵命李昉等二十余人共同编纂而成。宋真宗赵恒时曾进行过几次修订。宋孝宗赵时又命专人作了校订，最后经多人复校，于嘉泰元年(1201)开始刻版，四年完工。这个宋刻本现在仅存残本。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胡维新等根据传抄本重新刻印。1966年中华书局用宋刻本一百四十卷和明刻本八百六十卷配齐影印出版[23]。

《文苑英华》全书一千卷，选录作家两千余人　作品近两万篇。其中，约十分之九是唐人作品，其余则是南北朝作品，多数是根据当时流传不多的抄本诗文集收录的。该书第九百四十六卷收录了唐末罗衮的一篇题为《仓部栢郎中墓志铭》的作品。该墓志铭中有一段带有“科学”字样的文字，现依据文渊阁《四库全书》的记载抄录如下：“近代科学之家有栢氏仓部，府君讳宗回字几，圣祖士良忠州司马，父暠毛诗博士赠国子司业，君踵父学开元礼。咸通中，考官第之尚书落之，不胜压屈，因罢，取家荫出身选为州县官。”（引文标点系作者所加，下同）[24]经与明朝刻印的同名单行本[25]以及中华书局1966年的影印本[26]比照，确认文渊阁《四库全书》的该处抄录无误。

罗衮，字子制，今四川邛崃县人。其生卒年均不详，约唐昭宗光化末前后在世。大顺年间文学优赡科登第。官左拾遗，直言敢谏。唐哀帝时，官起居郎。朱晃灭唐称帝，罗衮仕梁官至礼部员外郎。罗衮能诗善文，《全唐诗》录其诗三首，《全唐文》录其文二十二篇。罗衮《仓部栢郎中墓志铭》中的“科学”显然是独立词汇，似可解作“科举之学”。它或许称得上是“科学”这个词汇在中国的最早用例。

从文渊阁《四库全书》中笔者还发现了宋元时期的几个拟似“科学”的用例。

如金履祥(1232-1303)在《仁山文集》第四卷《鲁斋先生文集目后题》一文中写道：“初公之大父焕章公，与朱、张、吕三先生为友，父仙都公早从丽泽，又以通家子登沧洲之门。公天资超卓，未及接闻渊源之论而早孤，年长以壮，谓科学之学不足为也，而更为文章偶俪之文，又以偶俪之文不足为也，而从学于古文诗律之学，工力所到，随习辄精，今存於长啸。”[27]金履祥，字吉父，学者称“仁山先生”，今浙江兰溪人。金乃王柏弟子，并曾受学于朱熹二傅弟子何基。金在此处使用的“科学之学”非常难解，颇似“科学之学”之误。经与明抄本《仁山金先生文集》核对后[28]，确认文渊阁《四库全书》中的该处抄录有误，即《四库全书》的抄录者们将原文中的“举”字看成了“学”字。

又如王恽(1228-1304)在《秋涧集》第五十二卷《绛州重修夫子庙碑》一文末尾处写道：“厥初生民，秉彛昭融，物欲外迁，良心蔽蒙。于铄元圣，乃大有觉，何效何则，而先乎学。于嗟叔世，降及汉唐，道统湮微，絺文绘章，士鹜空言，吏昧厥治。朝夕孜孜，匪不磨励，科学异端。簿书期会，愚者不及，沦于自弃。圣不世出，发越道源，粃糠虚文。浩浩其天，庙宫之建，序庠是宣，穆穆睿思，意兹在焉。而吏而士，尚克勉旃，盤盤閟宫，完故益新，马公之功。本既立矣，道由生矣，视为饩羊，乃予之耻。”[29]《四部丛刊》景明弘治本《王秋涧先生文集》中也有这段模仿《诗经》写成的诗文[30]。王恽，字仲谋，号秋涧，今河南汲县人。这篇诗文中的“科学”二字似应独立地解作“科”与“学”，王在这里强调的应该是科罪与学理的疏离。换言之，此处的“科学”不应看作一个独立的词汇。

尽管“科学”一词在宋元时期的汉语典籍中很少出现，但从明清时期的文献中找到它并非难事。

如明朝唐顺之(1507-60)编纂的《稗编》中收录了题为《广科学以弭盗》一文，该文除标题中含有“科学”字样外，正文中也使用了“科学”一语。现録如下：“唐末进士不第，如王仙芝鋎唱乱；而敬翔李振之徒，皆进士之不得志者也。盖四海九州之广，而岁上第者仅一、二十人。苟非才学超出伦比，必有绝意于功名之涂，无复顾藉。故圣朝广开科学之门，俾人人皆有觊觎之心，不忍自弃于贼盗奸宄。”[31]唐顺之，字应德，一字义修，号荆川，今江苏常州人。嘉靖八年(1529)会试第一，官翰林编修，后调兵部主事。《广科学以弭盗》这篇文章中“科学”一词两度出现，没有理由怀疑它们都是“科举”之误。不难看出，此处的“科学”也是指“科举之学”。

又如明朝俞汝楫等人1620年辑成的《礼部志稿》中有关官员职责的规定：“尚书、侍郎：掌礼乐、仪章、郊庙、祭祀、朝贡、会同宾客、宴享、学校、科学之政及天下祀典。”[32]此处的“科学”很明显乃“科举之学”之意。

清朝黄石麟撰《半芜园集》中收录了《寿封翁黄年伯叙》一文，该文中也出现了“科学”字样。黄在该文中写道：“某又进而言曰：君子所欲行其道者，入必执政相天下，出必莅学政以谓欲治其民者。吾欲以之豫治民之事，然则莅学政非独以其审于文也，盖以审其志行以知其性情功效之所际。而时之浮于科学之累者，言不能毕询其事，事不能毕按其言，则文之敝也。”[33]黄石麟，字云胎，今江西临川县人。其生卒年均不详。所着《半芜园集》因被江西巡抚郝硕奏缴，而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遭禁毁。依据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刻本摘录的上文中的“科学”显然是一个独立词汇，并应解作“科举之学”。

此外，文渊阁《四库全书》中还出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科学”用例。乾隆五十五(1790)年奉敕编纂的《钦定千叟宴诗》第二十五卷中有一段关于钦天监西洋人那永福的记述：“欧逻巴州西天西意逹里亚（欧洲西边的意大利），臣所栖六城环以地中海，高墉架海横天梯，人有医、治、教、道四科学，物有金刚、珊瑚、哆罗珠、象犀。康熙九年入觐贡，自后岁奉金牒、航狻猊，懐仁、若望始守职跪奉。”[34]这篇文章中的“四科学”似既可解作“四门科学”，又可解作“四科之学”。因此，将这里的“科学”解作“分科之学(discipline)”应无不当，即使说它已带有“近代科学(Science)”之意也并非毫无道理。

综上所述，近代以前，“科学”一词已在汉语典籍中偶有出现。如果《文苑英华》中的相关记载以及文渊阁《四库全书》中的抄录没有出错，那么最早使用“科学”一词之人似可溯及到唐末的罗衮。不过，那时候的“科学”大多指科举之学，也即儒生参加朝廷开设的分科考试所需掌握的学问。

三、洋务运动时期的“科学”用例

笔者前不久对清朝末期的中文文献进行重点排查之后发现，徐润(1838-1911)撰《徐愚斋自叙年谱》中的《光绪十八年壬辰五十五岁》条目里含有“科学”一词。现摘录如下：

“光绪十八年唐景星君卒於天津之开平局後，在局中公事房检出光绪四年译西应一千八百七十八年六月上海远东报。读其文，想其为人，景公诚人杰乎哉。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心，窃向往焉。谨録其报章如下：

一千八百七十八年六月上海远东月报：清国之最卓萃，而声望极隆，追随北清商务之君子，其名如下所述，其玉照已发于本报第一百二十四页。金达君特为本报所摄得者也。伊所经营之事业略节于下：唐景星君以一千八百三十二年道光十二年生于广东省香山县地方。其早年教育自一千八百四十二年道光二十二年至一千八百四十八年道光二十八年得受之於香港马礼逊教科学，继进英国教会学堂……”(35)

徐润转录的这篇唐景星(1832-1892)译稿中的“科学”一词显然不是“科举之学”之意。

徐润，字润立，号雨之，别号愚斋，广东香山人。14岁到上海，最初在其伯父任买办的宝顺洋行当学徒。1859年，与人合开绍祥字号，包办各洋行丝、茶、棉花生意；其后，又与人合股开设敦茂钱庄。1861年任宝顺洋行副买办。1868年脱离宝顺洋行，自设宝源祥茶栈，在浙江、江西、湖北、湖南等地遍设茶号，成为饶有资产的独立商人。1873年，接受李鸿章(1823-1901)的委派，担任上海轮船招商总局会办，协助其同乡、总办唐廷枢，也即唐景星改组濒临破产的轮船招商总局，其后创办仁和水险、济和水火险公司。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次年，徐因投资失败，挪用招商局款而被革职。后北上专任开平矿务局会办。1889年与唐廷枢接办广东香山天华银矿。1892年，会办热河建平地金矿等。1902年在上海创办景纶衫袜厂。1903～1906年，由袁世凯(1859-1916)委任重返招商局，为代理总办。上海商务总会成立后，任第一任协理。1911年3月9日卒于上海。(36)《徐愚斋自述年谱》主要是由徐润本人晚年动笔整理而成的，1927年由其家族自费刊印。该年谱采用竖排，且无标点。其中有很多关于唐廷枢的描写。

唐廷枢，号景星、亦作镜心，广东香山人。1842年入读香港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学堂。1846年其同学容闳(1828-1912)等三人获得香港商界及英文报业资助赴美留学，遂成为我国第一批留美学生。在马礼逊学堂就读六年后，唐进而转入另一所教会学校继续学习。接受多年西式教育之后，唐廷枢不仅习得了一口流利的英语，而且还掌握了不少西方科学知识。1851年，唐廷枢开始在香港担任英语翻译；接着又于1858年转到上海继续担任翻译。1861年，经香山同乡、英商怡和洋行买办林钦推荐，唐廷枢开始“代理该行长江一带生意”，1863年正式转到怡和洋行当买办。自此，唐廷枢开始了10年的买办生涯。1873年，他接受李鸿章之邀，离开怡和洋行，到轮船招商总局担任总办。此后，这位昔日的大买办以中国近代第一个官督商办企业掌舵人的身份，与徐润等人联手游走于官场与商海之中。1885年，唐廷枢离开招商局，北上专办开平矿务局。1892年10月，唐廷枢病逝于天津，终年61岁。[37][38]

唐廷枢从小在教会学校学习，工作后又长期与外国人打交道，因此其英语表达如同母语一样自如，以致在洋行任职的买办们常常会找上门来向其请教英语。为了方便人们学习英语，更好地与外国人打交道，唐廷枢决心编写一本实用英语会话手册。这就是后来的《英语集全》。《英语集全》共六卷，于同治二年(1862)在广州纬经堂出版发行。该书采用广州话对英语单词和句子进行对比翻译和注音，被公认为中国人学习英语的第一部教科书。我们今日所使用的“英语”一词就出自于该书的书名，当时人们称“English”为“鬼话”或“英话”，而不是“英语”。[39]

除编写《英语集全》外，唐廷枢还积极参与了中国近代第一所中外合办、以学习自然科学为主的学校——格致书院的创建。1873年英国驻上海领事麦华陀(Sir Walter Henry Medhurst, 1823-1885)倡议在上海设立一所专供中国人讲求科学技术的学校。唐廷枢与麦华陀都有香港、上海的经历，且互学对方的语言文字，加上工作关系，彼此之间颇有交情。因此，唐廷枢积极呼应麦华陀的建议，在创建格致书院一事上既出钱又出力。格致书院实行董事会管理，第一届董事会由4名董事组成，其中仅有的1名华人董事就是唐廷枢。书院创立不久便开始从西方购置了一批科学仪器设备，并公开展览，免费供人观赏。1877年，书院开始举办科学讲座；1879年开始招收学生。徐寿(1818-1884)、王韬(1828-1897)等著名学者曾先后担任该书院负责人。[40]无疑，格致书院的创立对增进唐廷枢对西方科学技术的理解或多或少地产生了一些影响。

由上可知，徐润和唐廷枢二人不仅是同乡，而且还是同事。在上海招商局时代，一个任会办，一个任总办，两人合作共事达十年之久。1885年，唐廷枢北上总办开平矿务局业务后，徐润又来到开平矿务局任会办，协助唐廷枢主持局务。因此，当唐廷枢1892年卒于天津的开平矿务局时，作为挚友、副手的徐润能够获得从唐廷枢办公室找到的译自于上海《远东月报》1878年6月号的文稿不难理解。再者，徐润完全没有必要在年谱中造假，杜撰光绪四年上海《远东月报》译稿这一史实。简言之，徐润年谱中有关光绪四年上海《远东月报》译稿的记载是可信的。

毋庸置疑，上海《远东月报》1878年6月号上的那篇介绍唐廷枢的文章译稿出自唐廷枢本人之手，因为对英语犹如母语的唐廷枢来讲，没有必要拜托他人翻译一篇关于自己的英文短稿。不过，尽管唐廷枢在这篇译稿中使用了“科学”一词，但它不像是“science”的对译。如果唐廷枢那时就已形成了“science”应该翻译成“科学”的看法，以他当时在格致书院以及整个上海滩的地位，恐怕将“science”译作“格致”的做法就不可能风行到甲午战争爆发。

总之，即使是在中国近代，第一个使用“科学”之人的头衔也很难授给康有为，或者严复、王国维。就目前所掌握的证据而言，好像唐廷枢才是中国近代第一个使用“科学”之人。尽管唐廷枢所使用的“科学”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科学”，但也不像是现代意义上的“科学”。而甲午战争失败后，康有为、严复、王国维等人使用的“科学”则明显是指西方的“science”。

　四、结论

对“科学”一词在汉语典籍中的使用情况进行一番考察之后，笔者确认：1、康有为、严复、王国维、梁启超均非在中国最早使用“科学”之人，也不是中国近代最早使用“科学”之人。2、如果文渊阁《四库全书》等文献中的相关抄录没有出错，最早使用“科学”一词之人似可溯及到唐末的罗衮。3、近代以前，“科学”一词虽在汉语典籍中偶有出现，但大多指科举之学。除在“分科之学”这一点上与今日的“科学”有些相似之外，其它则毫无共通之处。4、就目前所掌握的资料而言，似乎英语翻译出身的晚清著名企业家唐廷枢才是中国近代第一个使用“科学”之人。

（谢辞：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科学技术方法论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韩增禄教授曾将其积累的古文献查阅经验无私地传授给了笔者，为本文的顺利完成发挥了积极作用，谨此致谢！）

周程(1964-)男，安徽枞阳人，东京大学交叉科学系博士，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科学社会史。

参考文献

略，因为不够放下所有参考文献

“科学”一词何时正式传入中国

从朱熹的?格物致知?到?科学?

　在儒家文化作为主流的中国古代没有?科学?这一概念;?科学?一词在中国出现，概是近代的事。 然而，?科学?这一概念在中国近代形成又与儒家文化密切相关，实际上源自于儒家的?格物致知?;从?格物致知?到?科学?，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历史时期。

　一。

　?格物致知?源自《礼记?大学》的?三纲八目?，所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其中的?八目?略写为：?格、致、诚、正、修、齐、治、平?。

　宋代理学家重视《大学》，于是，?格物致知?成为理学家的重要概念。程颐、程颢讲?一草一木皆有理，须是察? ;?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所以明理也? .已经包含了格自然之物的思想。朱熹更是明确地说要格自然之物，?天地中间，上是天，下是地，中间有许多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人物禽兽，此皆形而下之器也。然这形而下之器之中，便各自有个道理，此便是形而上之道。所谓格物，便是要就这形而下之器，穷得那形而上之道理而已。? ,把自然之物看作是格物的对象。而且，朱熹较为重视科学，并积极地研究科学 ,成为格自然之物的实践者。这实际上为从?格物致知?发展到?科学?开辟了道路。

　到了明代，王阳明将?格物?诠释成?格心?，认为?格物，如孟子?大人格君心?之格? ;而且，他还用亭前格竹不得其理反而劳思致疾来讥讽朱熹的格自然之物，并说：?先儒解格物为格天下之物，天下之物如何格得？且谓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今如何去格？纵格得草木来，如何反来诚得自家意？? 反对朱熹的格自然之物。但是，同时代的王廷相以及以后的高攀龙、王夫之、陆世仪、张履祥等理学家则继承了朱熹的格自然之物的思想。

　王廷相明确主张研究自然，要求把握?物理?。他在所作?策问?中说：?诸士积学待叩久矣，试以物理疑而未释者议之，可乎？天之运，何以机之？地之浮，何以载之？月之光，何以盈缺？山之石，何以欹侧？经星在天，何以不移？海纳百川，何以不溢？吹律何以回暖？悬炭何以测候？夫遂何以得火？方诸何以得水？龟何以知来？猩何以知往？蜥蜴何以为雹？虹霓何以饮涧？何鼠化为鴽，而鴽复为鼠？何蜣螂化蝉，而蝉不复为蜣螂？何木焚之而不灰？何草无风而自摇？何金之有辟寒？何水之有温泉？何蜉蝣朝生而暮死？何休留夜明而昼昏？蠲忿忘忧，其感应也何故？引针拾芥，其情性也何居？是皆耳目所及，非骋思于六合之外者，不可习矣而不察也。请据其理之实论之。? 显然，王廷相是主张研究各种自然现象、研究科学的。而且他还认为，研究天地之道是学者?穷理尽性?所必不可少的。他说：?古之圣人，仰以观乎天文，俯以察乎地理，而人之道益明。盖以人性贯彻上下，通极内外，弥满于无垠，周匝于六合，苟一物之未知，是于性犹有所未尽也。故天地之道，虽悠远高深，学者不可不求其实矣。?

　明朝末年，东林学派的高攀龙发挥程朱理学的?格物致知?说，主张格?一草一木之理?。他认为，?天下之理，无内外，无巨细。自吾之性情，以及一草一木，通贯只是一理?，因此，?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格? .他还与顾宪成讨论格物，并且说：?先生云：有梅于此，花何以白？实何以酸？有桃于此，花何以红？实何以甘？一则何以冲寒而即放？一则何以待暖而方荣？龙谓天地间物莫非阴阳五行，五行便是五色，便有五味，各自其所禀，纷然不同，固无足异。至发之先后，盖天地间有一大元亨利贞，各物又具一元亨利贞，杂然不齐，良有以也。? 高攀龙认为，天地间虽存在着总的规律，但万物各自又有不同的规律，所以要格一草一木之理。他还明确地说：?一草一木是格物事，鸢飞鱼跃是物格事。? 显然，他主张研究自然事物。

　明清之际的王夫之更是明确地把方以智的?质测之学?诠释为?格物?。王夫之曾说：?密翁与其公子为质测之学，诚学思兼致之实功。盖格物者，即物以穷理，惟质测为得之。? 密翁，即方以智（公元1611?1671年），字密之，号曼公，明清之际的思想家、科学家。所谓的?质测?就是要研究?物理?;方以智明确指出：?物有其故，实考究之，大而元会，小而草木螽蠕，类其性情，征其好恶，推其常变，是曰?质测?。? 可见，方以智的?质测之学?就是指自然科学。王夫之以方以智的?为质测之学?解?格物?，实际上就是以研究科学解?格物?。也就是把?格物致知?与科学联系在一起。

　与王夫之同时代的理学家陆世仪赞同朱熹的格物穷理之说，反对王阳明的致良知。他说：?致良知虽是直截，终不赅括，不如穷理稳当。?天下事有可以不虑而知者，心性道德是也。有必待学而知者，名物度数是也。假如只天文一事，亦儒者所当知，然其星辰次舍，七政运行，必观书考图，然后明白，纯靠良知，致得去否？? 陆世仪认为，科学方面的知识不同于心性道德方面的知识，其认知方法也不相同;儒者应当学习科学知识、研究科学，而不是靠?致良知?。与此同时，陆世仪还从经世致用的角度强调学习科学的重要性。他说：?六艺古法虽不传，然今人所当学者，正不止六艺。如天文、地理、河渠、兵法之类，皆切于用世，不可不讲。俗儒不知内圣外王之学，徒高谈性命，无补于世，此当世所以来迂拙之诮也。?

　这一时期的理学家张履祥?初讲宗周慎独之学，晚乃专意程朱。践履笃实，学术纯正。大要以为仁为本，以修己为务，而以《中庸》为归? .他认为，?吾人学问，舍?居仁由义?四字，更无所谓学问;吾人功夫，舍?居敬穷理?四字，更无所谓功夫? ;同时，他对朱熹的格物致知多有发挥。他说：?致知者，所以为力行也。今人言致知，多不及力行，岂非好言精微，反遗却平实。? 张履祥认为，格物致知的目的在于?力行?。为此，他还强调?当务经济之学?，这就是：读有用之书，不可当不着实际的学究;学更重在做功夫，躬行实践，不尚空谈;要留心世务，学以治生为先，即要经世道济民生。 他还说：?学者肯实去做功夫，方是学，如学耕须去习耕，学医须去习医。? 可见，他的?力行?、?经济之学?还包括农业生产的耕耘之类。

　由以上可见，朱熹之后有不少理学家实际上继承和发挥了朱熹格自然之物的思想。

　二。

　与理学家把自然科学包括于格物致知之中的同时，在自然科学领域也早在宋元时期就开始把科学与?格物致知?联系在一起。

　作为金元医学四大家（刘完素、张从正、李杲、朱震亨）之一的刘完素撰有医学著作《伤寒直格》，开头第一句便是?习医要用直格?。大约同时代有《格物粗谈》，是一部博物学著作。后来元代的朱震亨著《格致余论》，明确提出?医为吾儒格物致知之一事?。

　元朝时期的数学家朱世杰也把数学与格物致知联系在一起。他的重要数学著作《四元玉鉴》论述了多元高次方程组的求解和高阶等差级数等方面的问题，被美国科学史家乔治?萨顿（G. Sarton）称为?中国数学著作中最重要的一部，同时也是中世纪最杰出的数学著作之一? .其中说道：?凡习四元者，以明理为务;必达乘除升降进退之理，乃尽性穷神之学也?。 在朱世杰看来，数学之理与宋代理学家的?理?是同一的，可以通过研习数学之理达到?尽性?。这就是理学家所谓的?穷理尽性?。莫若在《四元玉鉴》?前序?中还说：?其学能发先贤未尽之旨，会万理而朝元，统三才而归极。乘除加减，钩深致远，自成一家之书也。方今尊崇算学，科目渐兴，先生是书行将大用于世，有能执此以往，则古人格物致知之学，治国平天下之道，其在是矣。?把数学与理学的格物致知、治国平天下联系在一起。

　明代的李时珍则提出研究本草为?吾儒格物之学?。他说：本草?虽曰医家药品，其考释性理，实吾儒格物之学。?认为研究本草为格物之学。明代学者王世贞甚至称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是?性理之精微，格物之通典，帝王之秘箓，臣民之重宝? .在明清时期的科学著作中，还有不少是以?格致?作为书名的。

　当然，宋代以后的理学家和科学家把研究自然界的事物，即研究科学，包含于?格物致知?之中，在逻辑上存在着两个问题：

　其一，把研究科学包含于?格物致知?之中只是意味着科学研究的目的是?就这形而下之器，穷得那形而上之道理而已? ,换言之，理学家研究科学的目的在于求得?形而上之道?，因而科学研究本身只是手段。所以，无论是理学家还是科学家，他们虽然把研究科学看作是?格物?，看作是为学成人所必不可少的，但目的还在于求?道?，体认?天理?。在这种情况下，科学还尚未独立，还附属于理学。正因为如此，科学还带有许多理学的成分。

　其二，把研究科学包含于?格物致知?之中还必须回答研究科学是否能真正求得?形而上之道?。朱熹以?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 ,把科学与?形而上之道?联系在一起。王阳明则用亭前格竹不得其理反而劳思致疾予以讥讽。应当说，王阳明的讥讽是有道理的，后来的理学家事实上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如果研究科学不能求得?形而上之道?，那么，或者科学就可能被否定，就象在王阳明那里，或者科学独立于理学，从理学中分化出来。

　但无论如何，把研究科学称作?格物致知?，或包含于?格物致知?的概念之中，实际上承认了研究自然科学的重要性，朱熹之后的许多科学家正是在?格物致知?的名义下开展科学研究，推动了科学的发展，并且最后使科学从理学中分化出来。

　科学之所以能从理学中分化出来，还得益于西方近代科学的引进，其中徐光启是关键人物。徐光启是明朝末期的科学家。他主持修改历法和《崇祯历书》的编撰，翻译出版了包括《几何原本》在内的许多西方科学著作，并且编撰了《农政全书》。徐光启把西方传教士带来的学问分为两大类：?大者修身事天;小者格物穷理? .关于?格物穷理之学?，徐光启说：?凡世间世外、万事万物之理，叩之无不河悬响答，丝分理解;退而思之，穷年累月，愈见其说之必然而不可易也。格物穷理之中，又复旁出一种象数之学。象数之学，大者为历法，(历史论文 )为律吕;至其他有形有质之物，有度有数之物，无不赖以为用，用之无不尽巧极妙者。? 在这里，徐光启从科学的角度发挥了朱熹的格物致知论。他首先从一般的学问分离出中?格物穷理之学?，然后进一步分离出?象数之学?。这里的?象数之学?实际上就是自然科学。这样，徐光启就把科学从一般的学问中分离开来，而归属于?格物穷理之学?，这样的学科分类对于后来科学的发展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与此同时，一些与西方科技有关的著作，包括西方传教士所撰写的一些科学著作，也被冠以?格致?之名。自徐光启在1607年作《刻几何原本序》和1612年作《泰西水法序》提出?格物穷理之学?的概念之后到清代中期，与科技有关的著作以?格致?为书名的有：熊明遇著《格致草》，高一志著《空际格致》，汤若望著《坤舆格致》，陈元龙著《格致镜原》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清代学者陈元龙所著《格致镜原》。该书著于康熙戊子年（公元1708年），全书分为三十类：乾象，坤舆，身体，冠服，宫室，饮食，布帛，舟车，朝制，珍宝，文具，武备，礼器，乐器，耕织器物，日用器物，居处器物，香奁器物，燕赏器物，玩戏器物，谷，蔬，木，草，花，果，鸟，兽，水族，昆虫;完全是一种博物学著作。显然，这一时期的?格致之学?与西方近代科学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别。

　从徐光启的?格物穷理之学?过渡到?科学?，是到了清代末期才得以实现。19世纪60年代，西方科学再次大规模地进入中国。与明清之际一样，这一时期许多与西方科学有关的著作也以?格致?为书名，据当今学者董光璧所著《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论纲》，这类著作有：丁韪良编译《格致入门》，傅兰雅编《格致汇编》;还有一批以?格致?为题的科学通论著作，如《格致启蒙》、《格致小引》、《格物探原》、《格致新机》、《格致须知》、《格致略论》、《格致释器》、《格致举偶》、《格致问答题要》等;还有王仁俊编撰《格致古微》（1896年）。 与此同时，在教育领域，凡涉及与西方科学有关的课程，大都以?格致之学?命名。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格致之学?实际上就是指西方科学，并最终于19世纪末实现了向?科学?概念的过渡。

　三。

　谁也不会否认，在中国，?科学?概念的出现与西方科学进入中国有着密切的关系。然而，同样不能否认的是，中国的?科学?概念是从朱熹理学的?格物致知?中发展而来。除以上以历史为证之外，还可从理论上作以下分析：

　首先，理学家的?格物致知?包含了?科学?的因子。?格物致知?是儒家?三纲八目?的起点，也是理学家体认?天理?的出发点;就最终目的而言，?格物致知?不是为了探索科学规律，这当然也是?格物致知?与科学的根本区别之处。但是，?格物致知?经朱熹诠释后，包含了格自然之物，也就是包括研究自然界事物，这本身与科学有相似之处，因而包含了科学的因子，尽管在?格物致知?中，研究科学只是实现目的的一种手段。因此，在实践这样的?格物致知?的过程中，理学家可以同时是科学家。朱熹本人研究科学，后世一些崇尚朱熹?格物致知?的理学家也研究科学，更有科学家在?格物致知?的名义下研究科学，推动了科学的发展，这在事实上证明了?格物致知?包含了?科学?的因子。

　其次，理学家的?格物致知?是一个发展的概念。如果以为《礼记?大学》中的?格物致知?就已经包含了要求研究科学的内容，显然难以接受。但是，?格物致知?的概念是发展的。朱熹的?格物致知?在当时科学发展的背景下已较《大学》有了新的发展，更有后世理学家从朱熹的?格物致知?发展出去。虽然王阳明发展出?格心?，但是，王廷相、高攀龙以及王夫之等都强化了?格物致知?中要求研究科学的内涵。尤其是，科学家对?格物致知?的各种诠释，实际上也丰富和发展?格物致知?这一概念。从总体上看，?格物致知?的概念，随着时代和科学的发展，其所包含的要求研究科学的内涵越来越显著。

　再次，理学家的?格物致知?是一个开放的概念。儒家崇尚?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的学习精神和?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开放精神。?格物致知?强调?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就决定了?格物致知?这一概念的开放性。明清之际具有儒家精神的科学家们用西方科学诠释这一概念，引伸出?格物穷理之学?、?格致之学?，一步一步地在认同西方近代科学的过程中，实现中国科学的近代化。

　从?格物致知?到?科学?的过渡表明，以?格物致知?为基础的朱熹理学包含了科学的内涵。这也许就是中国宋元时期的科学发展能够达到古代科技的高峰并且曾经令西方人所望尘莫及的哲学上的原因之一。遗憾的是，这个过渡过于曲折和漫长，如果从徐光启在1607年作《刻几何原本序》和1612年作《泰西水法序》提出?格物穷理之学?的概念开始，到19世纪末?科学?一词的出现，经历了近300年，并且伴随着中国科技的不断衰落。

　注释：

　参见樊洪业：《从?格致?到?科学?》，《自然辩证法通讯》，1988年第3期。该文认为，首次用?科学?者，应归功于康有为;较早采用?科学?的另一位名人是严复;自严复以后，?科学?一词在知识界迅速普及。

　《程氏遗书》卷十八。

　《程氏遗书》卷二十五。

　《朱子语类》卷六十二。

　参见拙著《儒家文化与中国古代科技》，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75?198页。

　《传习录上》。

　《传习录下》。

　《王氏家藏集》卷三十《策问》。

　《王氏家藏集》卷三十《策问》。

　《高子遗书》卷八上《答顾泾阳先生论格物》。

　《高子遗书》卷八上《答顾泾阳先生论格物》。

　《高子遗书》卷八上《答顾泾阳先生论格物》。

　《船山全书》第12册《搔首问》，湖南：岳麓书社1992年版，第637页。

　方以智：《物理小识》?自序?。

　《思辨录辑要》卷三《格致类》。

　《思辨录辑要》卷一《大学类》。

　《清史稿?张履祥传》。

　《杨园先生全集》卷五《书四?与何商隐》。

　《杨园先生全集》卷二十六《愿学记一》。

　参见衷尔钜：《张履祥的?经济之学?》， 载陈鼓应等：《明清实学思潮史》（中卷）。

　《杨园先生全集》卷四十二《备忘四》。

　转引自杜石然：《朱世杰研究》，载钱宝琮：《宋元数学史论文集》，第204页。

　朱世杰：《四元玉鉴》?卷首?。

　李时珍：《本草纲目》?王世贞序?。

　《朱子语类》卷六十二。

　《四书章句集注?大学章句》。

　《徐光启集》卷二《刻几何原本序》。

　《徐光启集》卷二《泰西水法序》。

　参见董光璧：《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论纲》，湖南：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7?8页。

?

　参见樊洪业：《从?格致?到?科学?》。

中国科学二字最早出现在民国时期。 英文中科学(science)一词来源于拉丁文scientia,意为“知识”、“学问”。 在中国，科学一词是外来词，以前译为格致,即格物致知,以格物而得的知识是科学。 在中华民国时期，通过中国科学社的科学传播活动，“科学”一词才取代“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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