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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

古典文明灭亡后，由野蛮的日耳曼人结合罗马因素建立起来的中古西欧文明，在其文明初期，呈现了一片黑暗的景状。是罗马基督教会洗礼了野蛮的日耳曼人，给欧洲带来了文明之光。早期基督教会的主教和僧侣在中世纪的经济复苏中，喊着“工作就是祈祷”的口号，率领人们开垦荒地，发展生产，曾起过积极的作用。经过几百年的努力，欧洲的经济迅速恢复到并且超过罗马帝国时期的水平。13世纪以后，伴随着经济的增长、民族国家的出现、教育的进步、世俗文化的成长，一种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逐渐扫除了了长期笼罩在人们心中的悲观绝望的阴霾。人们开始对未来的生活满怀憧憬。天主教原有的禁欲主义说教已不再能吸引人们。在新型的商品经济中成长起来的新兴资产阶级已不满足于当时的社会现实。他们要求变革，要求新的生活，至少他们要求在追求自己的幸福，满足自己的欲望的时候，不再受到干扰和阻挠。他们对现存的文化不满，但他们自己又太年轻，不足以创造一种新文化以取代他们厌恶的中世纪天主教的旧文化。在犹疑彷徨之际，他们偶然发现了一些尘封已久的希腊罗马文化典籍。那些饱含着对人类现实生活强烈关怀的希腊、罗马文化深深吸引着这些新兴的资产阶级，他们乐于从古典文化的思想宝库中去寻找自己解放的旗帜。于是，一场以复兴古典文化为形式，实则在鼓吹资产阶级新文化的“文艺复兴”运动就轰轰烈烈地开始了。

事实上，近现代以来，西方文明每一次大的进步都几乎得益于古典文明的影响。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教育理想就是：“通过接触希腊罗马文献来丰富陶冶人们的心灵。这种理想一直流传到19世纪，至今尚未完全过时。或许，只要西方文明存在，这种理想就不会消亡。……古代的经典作品是无与伦比的，更是不可超越的——这种看法几乎没有人提出质疑。”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也曾经写道：“我们把西方使人得以充分发展的基础归功于古典世界在西方，自我的每一次大提升，都是由于与古典世界的重新接触而引起的。”这或许是这场思想解放运动以文艺复兴形式出现的一个主要原因。

人文主义的内涵与人性的颂扬

人文主义 Humanism指一种思想态度，它认为人和人的价值具有首要的意义，通常认为这种思想态度是文艺复兴文化的主题。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起源于14世纪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彼特拉克，他精通并且热心提倡拉丁古典文学，影响所及，从意大利直到西欧各地。日后人们逐渐认为，人文主义无非是讲授古典文学，但是更为适当的提法是，凡重视人与上帝关系、人的自由意志和人对自然界的优越性的态度，都是人文主义。从哲学方面讲，人文主义以人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

文艺复兴时期（公元14纪——公元17世纪）人文主义的表现形式是从肯定人的欲望和歌颂自然的人性开始的。意大利文艺复兴初期出现的“三杰”——但丁（1265—1321年）、彼特拉克（1304——1374年）、薄伽丘（1313——1375年）都用自己的文学作品奏响、谱写了人性的欢歌。薄伽丘的《十日谈》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十日谈》叙述了10个男女青年为躲避瘟疫在佛罗伦萨郊区的一座别墅里住了14天，其中10天每人每天轮流讲一个故事。这些故事涉及到的人物形形色色，有国王、贵族、僧侣、后妃、闺秀、仆人、梳羊毛女工、高利贷者、贩夫走卒等等，这些人物各具性格特征，所发生的故事也尽显人间百态。自中世纪以来，欧洲文学还是第一次用现实主义的笔法反映如此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一位近代意大利文艺评论家曾把《十日谈》和但丁的《神曲》并列，称之为《人曲》。在书中，薄伽丘以生动的故事讴歌人性，认为人的天性无所不在，不可压抑，更无从回避。他在第四天故事的开头特地安排了这样一个插曲，耐人寻味：有一个从小与世隔绝的青年，跟着父亲下山进城，路上遇见了一群衣着华丽、年轻漂亮的姑娘。青年问父亲这些是什么东西。虔诚信奉天主的父亲答道：它们全都是祸水，叫做绿鹅。并嘱咐儿子低下头去，眼睛盯着地面，别去看它们。谁知儿子却说道：“亲爸爸，让我带一只绿鹅回去吧。”尽管这个青年第一次进城，但他却本能地觉得，在看到的众多新鲜事物中，最美的、最吸引他的就是“绿鹅”。那老头这时才明白，原来自然的力量比他的教诫要强得多！接着，薄伽丘抒发了他极富人文精神的感叹：“谁要是想阻挡人类的天性，那可得好好儿拿点本领出来呢。如果你非要跟它作对不可，那只怕不但枉费心机，到头来还要弄得头破血流。”薄伽丘还借书中绮思梦达之口表达了人类的平等观念：“我们人类的骨肉都是用同样的物质造成的，我们的灵魂都是天主赐给的，具备着同等的机能和一样的效用。我们人类是天生一律平等的，只有品德才是区分人类的标准，那发挥大才大德的才当得起一个‘贵’；否则就只能算是‘贱’。”

文艺复兴这场思想解放运动，也有一个从初级到高级的发展历程。《十日谈》虽然讴歌了人性，但大多集中在人性中的本能方面，说的都是男欢女爱，作为生物种群的最高级动物，人类应该有更高的追求。随着运动的发展，文艺复兴也呈现了从粗俗不断走向高雅的精致这一特点。英国伟大的戏剧作家莎士比亚（1564——1616年）就是文艺复兴高潮时期的杰出代表人物，莎士比亚的作品以优雅流畅的语言、丰富细腻的情感、隽永深刻的哲理描写、抒发、刻画了复杂的人类内心世界；歌颂了人间的仁爱和友谊，提升了人性的高尚与尊严。他在《哈姆雷特》中写道：“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在理性上多么高贵！在才能上多么无限！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

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的进步

文艺复兴似乎再现了上古的“轴心时代”，这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产生了巨人的时代。这个伟大的时代不仅产生了西方近代的人文主义，而且在继承唯名论派思想的基础上，还诞生出许多科学的巨人。这里包括库萨的尼古拉、为捍卫真理被天主教宗教裁判所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的布鲁诺。最吸引我们的还是那位谜一样的达·芬奇。达·芬奇不仅是一位我们通常知道的艺术大师，他更是一位科学家！他有许多科学的创造和发明：他最先提出了杠杆原理和液压概念，设计过纺织机、飞机、潜水艇、降落伞等等我们习惯认为是当代文明的诸多器物。他把自己的感想和研究成果写成五千多页的笔记，很可惜这些笔记没有完整地保存下来。但我们依然可以从这些笔记的残篇当中，体会到达·芬奇丰富的哲学思想和令人震撼的科学想象。

这些科学方面的巨人几乎都持有这样的观点：人的认识对象是自然。经验是人通向自然的桥梁。经验是一切可靠知识的母亲。经验是没有错误的，犯错误的是我们的判断。不从经验中产生的知识，比如上帝、灵魂等背离感官的东西，是虚妄无实和特别可疑的。我们真正需要的是经验，而不是别人的词句。这些对人类经验的重视，直接导致了16、17世纪的科学革命，然后又引发了哲学领域的革命，为以后的启蒙运动奠定了基础。

启蒙运动

1、启蒙运动的思想基础——从科学革命到哲学革命

由对人类经验的重视引发了一系列新型科学仪器的发明，1590年，出现了第一个合成显微镜，1608年，发明了望远镜。随后，气压计、空气泵出现。伽利略（1564——1642年）发现卫星围着木星转，哈维（1578——1657年）发现了血液循环。更引人注目的是哥白尼（1473——1543年）阐述了日心说，推翻了人们信奉千年的托勒密的“地心说”。科学革命最引人注目的贡献还不仅仅在于新工具、新发现的层出不穷，更重要的是新的科学方法的发现。突出的是弗兰西斯科·培根（1561——1626年），他主张经验与理性的婚配。他指出狭隘的经验派只忙于收集材料而并不对材料进行加工提炼，由于拒绝运用共同的概念而陷于认识的迷途；理性派（这里的理性派是指基于亚里斯多德的演绎逻辑体系进行从一般到个体推演的派别）则容易陷于抽象的玄想推出不切实际的教条和学说。为此，培根主张必须在经验能力和理性能力之间永远建立一个真正合法的婚姻。由此，他发明了科学归纳法，强调了观察和归纳推论的重要性。当数学新领域尤其是微积分被开拓出来后，观察以及数学运算的方法就成为近代科学最为显著的特点。科学方法的运用让那些思想家和科学家意识到：人可以得到关于自然的真理，只要方法得当。培根提出了那句振奋人心的口号：“知识就是力量”。几乎与培根同时的法国哲学家笛卡尔则继续沿用演绎法阐述他的全部哲学。他有一句名言：“我思故我在”，强调理性的独立和确凿性，由此创立了唯理论哲学。以后又有荷兰的斯宾诺莎（1632——1677年）和德国的莱布尼茨（1646——1716年）推进了唯理论哲学。这些思想奠定了启蒙运动的基础。

2、启蒙运动的内涵

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是17和18世纪在欧洲知识界获得广泛拥护的一种思想运动和信仰运动，它所研究的是上帝、理性、自然、人类等各种相互关系的概念。

……在理论方面，启蒙运动的思想家首先讨论理智与情感的关系，最后讲到法制问题。启蒙运动思想大致有人道主义、社会思想和历史观几个方面。在人道主义方面，启蒙运动思想家发现人类有共同的属性，进而又从人类社会的固有现象转而研究人类社会应有的现象，从而提出批判，鼓吹改良，进而主张改革。欧洲各国的严峻法律受到抨击。有色人种受到同情。瑞士法学家德瓦泰勒主张各国和平共处，遵守自然法的伦理原则。最后，康德于1795年发出“为了永久和平”的呼吁。在社会思想方面，启蒙运动表现在政治思想、法律和经济理论等各个领域。在政治思想上，英国哲学家霍布斯提出社会契约说。1762年卢梭的《民约论》在巴黎出版。启蒙运动的法律思想，最终体现在普鲁士法典、奥地利法典和《拿破仑》法典之中。在经济理论上法国经济学家布阿吉尔贝尔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生活，主张自由竞争。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原富》，主张遵守自然法则，尊重个人自由，但也要求政府扶弱抑强。在历史观方面，培根首先提出新的解释历史方法。他反对历史循环论，认为人类是在不断前进。

3理性的高扬

启蒙运动起源于西方民族对思想自由的新要求，它是文艺复兴思想解放运动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它一方面源于西方民族的成熟和社会的发展需要，另一方面又源于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所引发的自信心以及随之而来的对人类理性的崇拜。启蒙运动的理论表现是理性主义，它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深入和具体化。此时人们已从对人的崇拜，发展到对理性的崇拜，因为人类凭借理性就能完美地了解整个世界。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家，远比文艺复兴初期的思想家幸运和自信。因为文艺复兴初期的人文主义者，在古典文化的光辉成就面前颇为自卑，甚至自惭形秽。但这三百多年来，欧洲的面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式的变化：民族国家形成、新航路开辟、经济迅猛发展、科学技术飞跃式的进步……而这一切成就的取得，不是依靠上帝的指引或者神意的启示，而是人类凭借着自己的理性，运用自己的才智，不断探索创造的结果。他们无比乐观地相信：今天远胜于昨天，明天比今天更美好！启蒙运动从英、法两国开始，然后扩展到德国和荷兰等诸多国家，涌现出许多思想家。他们都以理性主义作为思想武器，将批判的矛头指向封建主义，直接为资产阶级革命鸣锣开道。在启蒙思想的指引下，欧洲出现了轰轰烈烈的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封建专制统治，建立了欧洲近代国家，甚至催生了美国这个新兴国家。

启蒙思想家反对宗教迷信，提倡科学。他们力图把人类生活世俗化，开辟一个非宗教的理性时代，他们关注社会，希望用理性的光辉映照出一个民主、科学的光明时代。启蒙运动将西方自然法理论中的核心价值诸如天赋人权、自由、平等观念广泛张扬并付诸实施，产生难以估量的巨大影响。

浪漫主义的反叛

启蒙运动给我们留下深远影响的还有那充满个性、饱含生命亲切感、潇洒优美的浪漫主义。浪漫主义起自18世纪中期，止于19世纪中叶，但它的影响直到今日尚未消失。浪漫主义的创始人是出生于日内瓦的法国平民思想家卢梭（1712——1778年）。卢梭是启蒙运动中最激进的思想家，他的激进可能源于他坎坷的人生经历和愤世嫉俗的叛逆性格。或许正因如此，在启蒙运动理性大旗高扬的时候，卢梭吹出了第一个不和谐的音符。他认为崇拜理性，把理性视为人类行为和真理绝无谬误的向导是不可靠的。理性有它的用处，但是关于生活中更多的问题，依靠情感，听任本能和情绪办事更可靠、更经常。卢梭在得奖的《论科学与艺术》论文中把原始人的自由与无知和文明社会的暴政和罪恶相对照，认为：人类天性本善，原始人是“高贵的野蛮人”，原始社会最美好，知识的进步有害于人类的幸福。

卢梭的这些见解和思想，震惊、影响了整个的欧洲思想界，他从此成为浪漫主义之父。在卢梭之后的一百多年里，整个欧洲的哲学、文学、美术、音乐和建筑艺术都浸透着浪漫主义的分子。

按照我的理解，浪漫主义应该是指这样的一种倾向和态度，它宣扬人的感情至上，它本身的特点是非理性的、人文的、个性的、想象的和情感的，它往往以历史、民族奋斗和壮美的自然为其素材和背景，描写、讴歌人的情感和业绩。我们所熟知的一些诗人如拜伦、雪莱、歌德等等都属于浪漫主义诗人。

浪漫主义思潮的积极意义在于：它指出了人类理性的有限性，揭示了科学对人类的生活是一把双刃剑这一我们现在才深刻领教的道理。浪漫主义对西方人文精神的贡献和影响是：它极大丰富了人文精神的内涵，凸现了人的情感和个性；它把人从冷冰冰的理性原则的统治下解放出来，让人全新体会生命的价值和生活的意义；它拉近了人与自然的距离，密切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帮助我们重新确立了对自然的尊敬态度；它让人们善于发现发展中国家和所谓落后民族的长处，教导人们对不同文明胸怀一种宽容的心态。浪漫主义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是：个人主义的膨胀，为张扬个性而造成的混乱和无序；对现代科技的排斥和拒绝，文学作品中的无病呻吟和生活中的情感泛滥等等。

启蒙运动的真谛

我以为：启蒙运动最重大的价值和意义并不在于它给欧洲带来政治、经济与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而是在于它对欧洲人本身的一种彻底解放的主张。人的解放包括人身的解放和人思想的解放两个方面，也就是说要使人获得人身的自由和思想言论的自由。启蒙运动让产生于古代希腊罗马、又复兴于14、15世纪的西方人文精神得到了深刻圆满地体现。

对人身自由和思想自由进行深刻探讨，具有重大理论贡献的是法国的卢梭和德国的康德（1724-1804年）。卢梭认为：“人生而自由，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由契约而生成的国家是“主权在民”的，人民有权推翻侵犯人民利益，侵害人民自由的专制政权。

康德很赞成卢梭的有关人生而自由的观点，在此基础上又提出思想的自由。相对于人类本身而言，何为启蒙运动？康德的定义道出了启蒙运动的真谛：“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康德解释说：不成熟状态并不是指人缺乏理智，而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和决心加以运用自己的理智，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Sapere Aude！（拉丁文：要勇于思考。作者注）要有勇气运用你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能够自觉地运用自己的理智，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言论，在古希腊只有苏格拉底做到了，但他却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由此可见，能否做到拥有独立的意志和自由的思想，运用自己的理智做出判断是衡量一个人、一个民族是否经过启蒙的一个重要标准。康德面对历史和现实，尖锐地指出：以人民的保护者自居的统治阶级总是阻挠人民运用自己的理智，实行愚民政策，“保护人首先是使他们的牲口愚蠢，并且小心提防这些温顺的畜生不要竟敢冒险从锁着他们的摇车里面迈出一步；然后就向他们指出他们企图单独行走时会威胁他们的那种危险。”

“然则，哪些限制是有碍启蒙的，哪些不是，反而是足以促进它的呢？——我回答说：必须永远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并且唯有它才能带来人类的启蒙。”

康德的这段话揭示了人类自由的内涵和启蒙的标准，对我们中华民族极具启迪。

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特点是什么？

一是人文精神是“对人的价值追求”，提倡人文精神与科学性的相容性，关怀的中心是现实生活中人的身心全面价值的体现。

二是人文指“区别于自然现象及其规律的人与社会的事物”，其核心是贯穿于人们思维与言行中的信仰、理想、价值取向、人文模式、审美情趣，亦即人文精神，认为人文精神是一个人、一个民族、一种文化活动的内在灵魂与生命。

三是人文精神是把人的文化生命和人的文化世界的肯定贯注于人的价值取向和理想追求之中,强调人的文化生命的弘扬和人的文化世界的开拓，促进人的进步、发展和完善。

四是人文精神是人类不断完善自己、拓展自己、提升自己，自己从“自在的”状态过度到“自为”的状态的一种本事。

五是人文精神是“一种关注人生真谛的和人类命运的理性态度，它包括对人的个性和主体精神的高扬，对自由、平等和做人尊严的渴望，对理想、信仰和自我实现的执著，对生命、死亡和生存意义的探索等。

扩展资料：

一、核心思想

1、人性，对人的幸福和尊严的追求，是广义的人道主义精神。

2、理性，对真理的追求，是广义的科学精神。

3、超越性，对生活意义的追求。简单地说，就是关心人，尤其是关心人的精神生活；尊重人的价值，尤其是尊重人作为精神存在的价值。

二、人本观念

即“人本位”。人是社会的中心，人是衡量社会的尺度，“本位”者，标准也，人是衡量一切的标准。从君王为标准，到人为标准，或者说，从“君本位”到“人本位”是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革命，是人类价值观的一次伟大转变，是约翰·洛克寻求社会规律的第一个伟大的发现。改变标准的人，才是伟大的人。

约翰·洛克用了《政府论》的整个上篇，差不多100页的笔墨，以详尽的事实，犀利的逻辑，打破了桎梏人类几千年的传统观念：“君权神授”。

正如哥白尼、牛顿把颠倒了的“地心说”颠倒过来，建立了“日心说”一样，洛克则把颠倒的“君本位”颠倒过来，建立了“人本位”的伟大学说。从此，确立现代人文思想的核心内容。

百度百科－人文精神

我们对当代西方哲学有这样一种流行的看法：似乎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是两种彼此不相容的哲学思潮，而且西方哲学家“不入于杨，则入于墨”，不属于人本主义，即属于科学主义。这种看法既不确切，也不符合实际。 本文将讨论这几个问题：（1）什么是科学主义？（2）什么是人本主义？（3）反人本主义的基本观点；（4）现代西方哲学发展中的主线是什么？

一、什么是科学主义

“科学主义”是一个贬义词，是指认识论和科学哲学中的一种思潮或运动。反对把自然科学看做文化中价值最高部分的哲学家把他们所反对的看法称为“科学主义”（scientism），加以贬斥。 但也有些不赞成科学“至高无上”的人不用这个贬义词，而恰当地把这种看法叫做认识论的基础主义（foundationalism ）和本体论的自然主义（naturalism）。罗蒂的著作《哲学和自然之镜》（1979年）出版以后，基础主义成为众矢之的。人们纷纷把当代西方哲学的走入死胡同，归咎于笛卡尔首创的基础主义。笛卡尔的论点大致是这样：（一）科学是唯一的知识、永恒的真理。伦理的、美学的和神学的思想都将被科学的进步所排除。接受传统规范的唯一理由不过是，在我们在一切实践领域还没有足够的科学知识的限度内，按照传统规则和基于经验的作法来生活是慎重的。这一点最重要，以下各点可由此直接或间接地推演出来。（二）科学知识的确定性（certainty ）在于它以主体中的明白清晰的观念为基础；这是知识的阿基米德点。（三）自然科学之所以是客观实在的正确表象，是由于科学方法的应用。它成了一切知识的标准和范例。（四）当一切知识都成为科学知识之日，就是一切人生问题（包括伦理道德问题）都得到解答之时。（五）所以科学是文化中最有价值的部分。

20世纪的哲学家很少完全接受这些论点。他们首先否认科学是永恒真理，而认为它是猜测的知识（波普）或得到验证的假说（卡尔纳普）；科学的合理内容不过是经受住反复检验并且通过和其他竞争假说的比较才暂时被接受的（拉卡托斯）；只是整个科学可以说得到了证实，任何个别部分都可能被证伪，但通过内部调整，整个科学仍会被接受（奎因）。否定笛卡尔第一论点的哲学家往往也否定确定性论点；不过不少经验论者仍能以感觉经验的确定性代替理性直觉的确定性。至于否定科学知识可解答一切人生问题的人就更多了。但是，只要当代哲学家继续赞同笛卡尔的表象主义并且相信科学方法，他们就是认识论基础主义者，例如皮尔士、罗素、波普、卡尔纳普、拉卡托斯和奎因都是这样的基础主义者，因此他们的观点被反对派贬斥为科学主义。

人们用“科学主义”一词不仅要贬损认识论基础主义，也要贬损本体论的自然主义，因为自然主义者承认因果律可以说明一切自然、社会、文化现象和人的行动，简言之，一切都在科学说明的范围之内。这样，“科学主义”一词实际上是对基础主义和自然主义的贬称。那么什么是自然主义呢？

自然主义运动是一种形而上学思潮，它所坚持的是一种方法论的、而非本体论的一元论：这种方法论可以同各种本体论（二元论、唯心论、唯物论、有神论、无神论等等）一致。这样自然主义的特征在于否定有任何事物原则上存在于科学说明的范围之外，主张自然界不单是一切自然对象（包括人）的总称，而且是一切自然过程的系统。就其提供科学说明而论，自然界是一个自足的系统，一切过程原则上都可能得到科学的说明。换言之，自然界的一切原则上是可理解的。理性就是贯彻始终地应用自然方法。 自然方法可简单地归结为：（1 ）通过辨明所研究对象的自然原因提出说明；（2）检验这个说明的后果；如果假说真会有什么后果呢？真理仅仅是后果问题。自然方法乃是一类自然对象（即人）对其他自然对象进行操作的方式。

自然界可理解的含义：自然界是规律性的，自然方法试图通过研究来确立自然规律。人作为自然对象，同其他自然对象一样受自然规律的支配。构成人的心智和社会生活的自然过程可用自然方法来研究，属于这种方法所发现的自然规律的范围。 一定时期关于世界的知识就是那一时期的科学知识。因为人们相信科学知识是通过严格地和连续不断地应用自然方法获得的。但是对于科学的任何学说仍可进行无穷的检验，因而任何学说都没有最终的确定性，并没有永恒真理。 “科学之外无知识”并不是说：人只通过科学研究同自然界打交道。体验世界有各种方式，但认知地同世界发生关系的方式是科学的。科学方法是唯一的认知方法。自然主义者并不认为只有科学对象是真实的；一切自然对象都同等地真实，科学的描述词汇并不能穷尽自然界的实在性。

整个地说，自然界无道德性，除开它的对象中间包括那具有价值并追求价值的人类这一点之外。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的人类不能够约简为任何其他部分，但和其他部分一样，是可以应用自然方法来说明的。只有自然方法，而非某种道德直觉，可提供解释道德争论的钥匙。并且道德理论也同其他科学理论一样，可通过检验后果来决定理论的强弱或是否恰当。 在30—40年代，自然主义流行于美国，其主要代表为杜威、桑塔亚纳（Santayana ）和科恩等。 较近时期的代表人物则有纳格尔（E.Nagel）和胡克（S.Hook）。以后自然主义被分析经验论取而代之。但是它提出的“科学方法的连续性”问题，仍为当代争论的焦点。

总而言之，认识论的基础主义，不管是真理性的还是概率性的，本体论的自然主义，不管是唯物的还是唯心的，都不自称为科学主义。科学主义是反对者对它们的贬称。

二、什么是人本主义？

人本主义至少有两种涵义。在历史上人本主义是14世纪下半期发源于意大利并传播到欧洲其他国家的哲学和文学运动，它构成现代西方文化的一个要素。人本主义也指承认人的价值和尊严，把人看作万物的尺度，或以人性、人的有限性和人的利益为主题的任何哲学。 前者是文艺复兴的一个基本方面，当时思想家从这一方面把人重新纳入自然和历史世界中去，并以这个观点来解释人。在这个意义上人本主义是造成17世纪科学革命的基本条件之一，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促使“科学主义”诞生的一个条件。17世纪以来的基础主义和19世纪末期以来的自然主义并不反对文艺复兴的人本主义。历史上的人本主义运动是同超自然信仰和中世纪的亚里士多德主义相对立的。 撇开历史上的人本主义不谈，我们现在讨论当代的人本主义。 人们通常认为当代人本主义即是“主体哲学”（philosophy ofthe subject）。由于哲学家对“主体”的理解并不一致， 在这个意义上，“人本主义”是多义的。 如果把导源于笛卡尔的“我思”和康德的先验自我的哲学都看作人本主义，那么新康德主义便是人本主义的典型。我们不谈个别新康德主义者是否属于人本主义思潮中的哲学家，整个地说，新康德主义继承康德为科学、尤其自然科学（马堡学派）和文化科学（佛莱堡学派）奠立基础的纲领而努力，他们由以出发的自我是一般的、非经验的和非人格的，与人本主义者所强调的经验自我根本不同。并且新康德主义特别重视科学的价值，这恰恰是“科学主义”的特征，同强调个人价值的人本主义大异其趣。 其次，作为“主体哲学”或“意识哲学”的一派，胡塞尔现象学也可以被称为人本主义。他同康德一样以自我为出发点，力求为科学知识奠立基础。不同的是，他求助于“本质直观”，以描述方式进行其构成客观性的工作。早期反心理学主义使他把逻辑结构看作“真理本身”。胡塞尔的“我思”有别于康德，不是非人格的，但客观性的先验奠基所需要的不是一个主体或主体性，却需要多元的、主体间的、原子论般的奠基。难道这样的奠基学说是人本主义的？是的，要是我们把任何“主体哲学”当作人本主义的话。但是人本主义以人的首要性为特征，而胡塞尔则对日常语言和日常生活中的“我”给予现象学“还原”（reduction）。他并不为人的要求作出哲学辩护， 他关心的是要使哲学成为严格的科学。这样看来，唯心主义现象学不属于人本主义范畴。

第三，来源于现象学的“哲学人类学”的舍勒（M.Scheler ）的反形式主义价值哲学强调人格是道德行动的中心，似乎同人本主义一致。但人格主义并不令人成为善和恶的尺度。有的人格主义者理解人格主义是人对于被还原为观念或事物层次作出经常性抗议并充分注视当代文化危机的哲学。人格主义旨趣的这种变化使它向人本主义方向靠近。但人格主义者仍然不甚重视个人定立其自身的能力，而更重视个人的善于容纳他人和向一个价值秩序的开放。所以人格主义还不是完全的人本主义。但流行于美国的人格主义或精神主义（spiritualism，以波士顿大学为中心）通常也被叫做人本主义。 第四，我们在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中找到了真正的、完全的人本主义。他的著作《有和无》是把现象学、存在哲学和人本主义冶于一炉的集中体现，是人本主义充分发展的表现。存在主义者断定：“在人的世界、人的主体性世界之外并无其他世界。”存在主义作为典型的人本主义是同自然主义不相容的。 第五，狄尔泰及其后继者的方法论解释学强调社会、人文科学要求对文本（text）或社会历史现象的理解，和自然科学采用一般规律来说明所研究现象显然不同。理解和说明是两种不同的科学方法。但自然主义则坚持科学方法的连续性，包括人在内的一切自然对象与现象都可应用一般规律给予科学说明，认为这才会获得真正的科学知识。这样，方法论解释学同自然主义是对立的。解释学在否认真理确定性这一点上也同认识论基础主义不相容。所以在整个哲学领域内，早期解释学可以说属于人本主义范畴，是同科学主义对立的。

三、反人本主义

大陆哲学，特别是法国哲学在60年代后期冒出反人本主义思潮，以关于为人本主义奠立基础问题的各种学说代替“主体哲学”。 在著名的德国社会学界的“方法论争论”（Methodenstreit）时期，认识论各派所提问题都以主体—客体的关系为要旨，意识“为客观性奠基”的工作即是这种关系。但海德格尔却指出：真正的基础研究是不能把这种关系作为根本的。基础研究是什么呢？是恢复现已遗忘的“存在”意义的研究。于是“我思”问题的地位降低了，被“存在是什么”问题所取代。当然这个问题是在我们自身之构成、亦即构成那在使用概念表达出存在的意义之前已领悟存在的人这个举动中先被察觉的，但我们之此—存在起初并不是意识到自己的经验主体；它不是笛卡尔、康德和胡塞尔的“我思”。这就是为什么海德格尔把它唤做“此在”—Dasein，不唤做“我”。它在存在中所属层次较之能知主体面对着所思客体的那个层次要低。这个问题海德格尔首先在《图像的时代》这篇论文中提出来，他说“我思故我在”不是一个超时间的或无预先假定的陈述。它是在一定时期作出的，那个时期科学自身作为一个可理解性模式正在出现，这个模式使我们在所构成表象中获得存在的东西（what—is）。这样，第一个预设便是客观化和表象过程，我们自称通过这个过程取得实在之充分知识乃是一个确定性经验，仅当在这样的客观性中寻找存在者时才出现科学知识的可能性。正是在客观性表象确实可靠的这个经验中我们成为主体。在笛卡尔那里，人成为第一个真正的主体、基础，同时也成为存在者本身所指向的中心。但此事之所以可能，仅仅因为世界已成为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一幅画像，一个形象。海德格尔指出，世界之成为一个形象和人之成为存在者中间的一个主体是同一回事，两个过程是缠在一起的：“世界愈益成为一个形象，人便愈益坚持自己是主体；世界愈益广泛和彻底地可作为被征服者被利用、愈益客观地呈现为对象，人便愈益主观起来，即愈益坚持己见，对世界的反思、世界的理论便愈益变成人的理论，变成人类学；无怪仅仅在世界成为一个形象的地方人本主义的影响日增。 ”〔1 〕海德格尔还在《关于人本主义的书信》（1946年）中谴责任何停留于人这个存在者而不回溯到存在本身的哲学为欠缺基础的哲学。让我们弄清楚海德格尔的反人本主义。他要排除的显然不是对人作为最具价值的存在者的尊重，而是有些思想家要使这种尊重的伦理观附着于其上的主体形而上学。 笛卡尔由“我思”推导出“我在”；事实上，“我在”隐藏于已立为最高主体的“我思”里。但“我在”不再是一个命题，它本身仍是一个问题。因为“我”的意义隐藏着，“我是谁”这一问题最初被掩埋在不确定代名词“一个人”（one）的出现之中， 在直接的自我知识的自命不凡之中，甚至在反思意识的幻象之中。因此，“此在”的分析不停地带着警醒的疑惑态度，不停地发问：“谁在那里？”海德格尔问道：要是“把‘我’作为给定的起点， 万一存在分析（ existential analysis）陷入此在本身所设的圈套， 即以它自身的假明显的和假直接的解释的形式出现的圈套，又怎么办？”〔2 〕这种怀疑表明对“谁在那里”这一问题的答复不能具有证据的价值，却只有解释的价值。这个价值本身以怎样解释在那里的这个人同世界以及同他人的关系而定。海德格尔以这种方式破除人本主义，并非为了要破坏伦理和政治赖以确立的基础，而是为了它们在非人类学的土地上更深和更可靠地建立它们的基础。 在法国对人本主义的人类学基础还有另一种攻击，不是从本体论立场发动，而是涉及人文科学中流行的可理解性模式问题。 20 世纪初， 德国哲学家狄尔泰相信适宜于人文科学的理解（understanding）模式同自然科学的说明（explanation）模式是对立的。因为我们所理解的首先是和原则上是以记号表达的他人心灵生活。这样，历史、社会学和语言学中含有的理解只能是我们在日常语言交际中的最初理解的扩充。因此理解是双重主观的，从一个主体到另一个主体。 现今由于语言学、心理分析和结构人类学的辉煌发展，另一种可理解性模式已在人文科学中占领主导地位。依照这种模式，理解不再和说明对立，对人类事实的掌握不再依靠自己或他人的意识。这是现在为哲学结构主义广泛采用的符号学模式（semiological model）。 符号学模式是对主体哲学的挑战，因为它从一个和主体的意向目的完全不同的观点来看意义问题。结构语言学有四个公设。第一个公设是语言和说话的分别；第二个公设是历时性从属于共时性的观点；第三个公设是把语言的实质（语音的和语义的）方面化简为形式的方面。语言被消除了内容，便不过是纯由它们之间的差异来下定义的记号系统。结构主义的任何假说的涵义，在第四个公设中确切地表明了：语言本质上是一个内部依赖关系的自动物（autonomous entity）， 即一个结构。〔3〕这最后一个公设可唤做记号系统封闭性公设， 它概括了所有其他公设。这是向现象学提出最大挑战的公设。依照现象学，语言不是一个对象，而是一个媒介，我们用它或通过它使自己朝向实在；对事物有所讲谈，所说的一纵即逝，向它所说的东西流动；它超越自身并在一个指称事物的意向运动中确立自身。依照结构语言学，语言是自给自足的；它的一切差别都是内在的，而且它是先于说话主体的一个系统。这样我们就会明白符号学模式如何使某些哲学家开始走上蓄意反主观主义、反人本主义的方向了。语言自给自足，没有对象，它既不向它会指称的世界开放，也不向会给它注入活力、用它来谈世界的人开放；自我指向和世界指向同时不见了。 正是在这个时候，心理分析同语言学携起手来。它对主体哲学的攻击甚至更为激烈。它的矛头直指笛卡尔自信已给确定性找到牢靠的基础所在。弗洛伊德在构成整个意识场的意义景像下面深挖，暴露出那掩饰我们欲望的幻想与幻觉的作用。这样，说明以意识属性的暂时中止开场。它是不要求约简为意识而要意识被约简掉的反现象学。在他谈论“自我”、“本我”（Id）、“超我”的题目中，主体之被逐出又推进了一步。不仅自我的最深底层（Id）是无意识的，甚至最高层（超我）也是无意识的。换言之，无意识的特征不仅是被压抑的欲望具有的，而且是使来自社会权威（主要是双亲权威）的命令和规则深入我们内心的那个复杂过程本身具有的。 再谈关于语言学和结构人类学的合作，这种方法论重新组合的哲学含义非常重大。要是各种文化现象都被当作符号系统，个人实际经验对于文化现象便像说话主体对于语言现象一样成为不相干的。“人类学把社会生活看做其一切方面有机地相联系的一个系统。……人类学家试图构造模型的时候，基本的动机总是要发现社会生活的一切表现所具有的共同形式。”〔4〕亲属系统在这方面是一个范例。像语言系统一样，它们是心智在无意识层次上设计出的，所以心智并不是心理主体或先验主体特有的东西。在语言、亲属系统和构成社会的其他一切符号系统中工作的心智是同其创造物合为一体的。它就是制度本身，它就是文化。这是客观知识可能性要付出的代价：思想已经在事物中，在社会事实中。我们能够更进一步：如果心是结构，并且结构是在事物中，为什么不说心是一物呢？“既然心也是物，此物的功能在于把其他事物的性质告诉我们。”〔5〕这样， 你就会明白为何斯特劳斯能够这样说：“人文科学的最终目的不是把人来构成，而是使人消失。”〔6〕

第四，上述对主体哲学的批评是从共时性的观点来看基础问题，是从历史抽象出来。但对主体哲学的批评亦可以是异时性的：即以不同方式去消除主体之构成世界的奢望，表明它忽视社会、文化系统的历史变迁以及它们的共时性结构。这就是福柯建立知识考古学的宗旨。它指出每一个知识域（叫做episteme）都有连贯的结构。这样在《词语和事物》一书（英译为《事物的秩序》，1970年）中所研究的三种实在事物——生活、工作、语言，它们在知识史的每一时期都构成一个系统，但由一时期到另一时期则是不连续的和变异的，“这些变异如此突然，以致排除知识的连续性和进步的任何观念……我们的现代性（modernity）是崭新的。这样，考古学抛弃历史，同时也否定那保证历史连续性的东西：由先天性构成的人性永恒性。”〔7〕 至于人本身，不过是在短暂的概念系统中一个正在消失的形象，一个有限物，仅在系统唤起他、为他提供根据和给予他特殊地位的那个时限内真正存在。人原是被笛卡尔哲学和人文科学升格为认识论的实体的。考古学认识论对人本主义的批评同海德格尔“世界画像时代”的批评是很近似的。 当今哲学思潮的根本对立是一方为主体哲学，另一方为系统理论。幸而最近一个时期，出现以这一或那一方式试图避免这种主体和系统之间的矛盾的研究。

第五，首先是在语言学中并且扩展到其他人文科学的对符号学模型的批评。主要受乔姆斯基的影响，结构主义的布拉格学派、日内瓦学派和哥本哈根学派共同构造一个新模型，按照这个转换语法模型，能力（competence）和表现（performance ）之间的区别不同于语言和说话之间或系统和过程之间的区别。1965年《句法理论面面观》发表以后，乔姆斯基进一步把能力区分为语法能力和语义能力。一旦考虑到语言的意义方面， 就有了一个较之索绪尔的“说话”丰富得多的言谈（discourse）概念了。 索绪尔的“说话”流于变成所有和任何说话者对语言系统偶然地有所履行。作为言谈基础的单位是语句，它不能还原为语言单位的记号。言谈存在于作出论断的行为，这是不能还原为一个系统的记号中间的差别和反对关系的。它必定要指称某些东西，一个世界，也要指称一个说话者，他使用人称代名词来表示他正在讲话。最后，言谈还提到一个对话者：听众。但不仅说话主体的概念被如此处理，系统哲学使之实体化的讯号系统本身也趋于多样化。所谓说话者有口语能力便意味着他们有能力在信号中间进行辨别，在适当时机在一定情况下选择出适当信号。这样说话者晓得语言模型中的变异、区别和改变。所以言谈理论开辟对说话主体的新探讨。一方面是Jakobson、乔姆斯基的严格的语言学分析，另一方面是语言行为（speech—act ）理论的哲学分析都向这一途径会合。这些对言谈的分析要求系统和说话主体概念作出平行的相关的修正。 解释学也指出同一方向。人只有靠解释他的潜藏于文献和文化中的人性记号来理解自己。这一想法要求主体概念的根本变革不亚于文本的变革。一方面解释行为所蕴涵的个人自己的间接理解便否认了建立于“我思”之上的一种哲学的直觉主义，并且证明它自己的意义依赖于它在自身之外所理解的意义。另一方面，文本的理解并不以发现其结构由以组成的那些记号为满足，却以把它所指向的世界的形象、存在的方式显露出来而告终。但这一显露又不过是主体遭到废黜的副本，这主体要兜圈子地经由世界的记号来理解自己。这样解释学圆圈便标明系统概念和主体概念的同时抛弃。 以上各种反人本主义，特别是结构主义，坚持科学和意识形态之间的“认识论断裂”，把人本主义贬谪于意识形态领域。结构主义乃当代科学主义的典型，同人本主义是不相容的。海德格尔的解释学和福柯的后结构主义则既反对人本主义，也反对科学主义。 目前有两个途径可以解决人本主义同科学理论的两难困境。其一是返回到梅洛庞蒂的立场：重新掌握在较低于任何理论或实际行为的层次上人和世界的契合这个观念。Dufrenne指出：人的哲学必须承认人同世界相关联是人的特权。但依照梅洛庞蒂的最后哲学，人不再是构造一切客观性的主体。在他未曾构成对象之前，他就已受尽世界的折磨。与此相应，论域不再是自足的。“那描述世界的观念外衣，是染着毒血的衣服，所有真理的纤维把它粘附在世界上，仅仅因为世界把自己的量度尺寸给了人，人才会织造出这些服装。”〔8〕这样， 理论系统之不再本身自足，正如人不再是意义的给予者。必须戳穿双方的狂妄自负，才能够找到主体与客体原来的相互关系。 有人提出另一途径：接受人本主义和科学理论之间的整个分离，但并不因而把人本主义贬谪于意识形态领域。这样可以承认一切归于理论、系统，仅仅为了保留最主要的东西：“他人”，他的脸孔，他的言谈。但这被置于总体之外的东西并不是主体哲学的构成性“我思”，它甚至不是“我”而是“你”。并且我的最初出现不是主格的“I”， 而是宾格的“me”，由于同他人靠近而有责任心。既然是这样，形而上学的唯一可能形式便是伦理学。伦理学本身起源于我发现自己处于最易受责难的情况中之时——被当作他人的人质的状态。 这样，当代哲学受对主体哲学的批评所鼓舞，以各种不同方式试图创造性地架桥连接无一个主体的系统和一个没有真理的主体之间的鸿沟；或则放弃以根本改变对立的关系为代价在较高的综合中调合双方的想法，局限于对这种冲突的不能解决的特性进行反思。在这个困境中，人本主义别无选择，不得不承认自身未奠立基础——有如一个赌注或者一个口号。

四、现代西方哲学的两根主线

从上面所述看来，现代西方哲学并非只有黑白分明的“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两条线，而是五光十色，斑驳多彩。以人本主义作中心而论，一方面有当代人本主义所反对的基础主义认识论和自然主义哲学；另一方面有或从本体论或从方法论角度攻击人本主义的各个学派，还有既反对人本主义也反对科学主义的解释学，最后有试图协调主体和世界，从而避免两难处境的新方向。这样单纯地看到所谓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对立，远远不够准确和全面。仅就有较大影响的学派来说，情况是相当复杂的。 但就现代哲学思潮而论，是否有两根或三根主线呢？也许我们习惯上听到的关于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对立是指两根主线的平行发展或相互反对吧？我觉得把各派主张进行分析，从而归结为两种或三种思潮是可行的。但用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来称谓，并且认为两者根本对立、互不相容，便很不恰当。现在略谈这个问题。

现代西方哲学的分野决定于合理性的两个类型或两种模式。其一是批评的、反思的和分析的合理性，其他是思辨的、创新的和综合的合理性。这样，贯穿于西方现代的两大思潮，大致相当于康德谈到的两种哲学。康德就笛卡尔的“我思”问题反复提问四次：什么是我能够知道的？什么是我必须做的？什么是我可以希望的？什么是人？由康德的第一问题导出关于世界的哲学，由其他三个问题导出关于人的哲学。前者对知识进行批评的反思，后者对人的行动作思辨的探索。关于世界的哲学和第一个合理性模式对应，可以叫做“理性和真理的哲学”；关于人的哲学和第二个合理性模式相符，可以叫做“自由和价值的哲学”。这两种哲学在现代西方哲学中平行发展，是相反相成的两大思潮，是贯穿整个现代哲学史的两根主线。为了解答关于人本主义的争论，现在仅就人的哲学的起源和发展简单地回顾一下。 从笛卡尔提出“我是谁”的问题开始，批评反思的哲学越来越占重要地位；思辨综合的哲学直到19世纪、20世纪之交才逐渐显出其重大意义。 笛卡尔的“我”是普遍的非历史性的主体，“我”是任何地域、任何时间的每个人。真正的现代主体（modern subject）和个人有别。在主体那里，意志代替思维、判断代替概念、行动代替知识成为首要的和中心的能力、力量。这一主体成了万物的尺度，于是当代人本主义诞生了。它来源于人性的本体论研究。 英美分析哲学以研究知识问题为主，其对行动问题、人性问题的研究所用方法亦和知识论类似， 例如语言行为理论和心智哲学（philosophy of mind）。大陆思辨哲学对行动问题的研究方法来源于康德、黑格尔、克尔凯郭尔和尼采，一直延续到胡塞尔的现象学和萨特的存在主义。它所探索的问题是：人的自由必须有何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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