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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古代大一统王朝实行“两京制”的有隋朝、唐朝和明朝。
其中，隋唐的正式国都大部分时间都是长安，而洛阳多数时候只是作为陪都存在，除了武周时期，当时为了有别于李唐，将洛阳改为正式国都。隋唐设立两京制的主要从经济条件，位置条件和关陇支持等方面综合考虑。
而明朝的南京本是朱元璋开国时，设立的国都，后来朱棣当政时，将国都迁至更为安全的北京，处于自己的势力内，而南京成了留都。
拓展知识：
1.经济条件
当时的洛阳靠近更为富饶的关东地区，加上隋炀帝的大运河已经贯通南北，其经济条件上明显优于长安。
而关中在西汉中后期出现缺粮，已经无法养活众多人口，关中的经济条件很难支撑长安作为庞大的都城，而三门峡天险又是制约关东粮食进入关中地区的天然瓶颈。如果设立长安和洛阳两个都城，人口得到分流，长安粮食供给也得到缓解。因此，“两京制”是隋、唐两朝天子为了都城粮食问题的一种解决方案。
2.位置条件
洛阳作为都城的不足恰恰在于周围地理条件不如长安险固，另外御外也稍显不足，曾在东汉和西晋时期对西域的统治总有鞭长莫及之感。而长安作为首都，对广大关东地区控制力不够。秦国建立后，短短14年后而亡，也侧面证实了长安作为都城对关东地区控制不力。
在西汉，汉高祖想定都洛阳，后来在娄敬、张良的劝说下迁都长安，主要考虑到长安的地形优越，但同时把洛阳地区作为国家的核心地区来看待，河洛地区始终坚持不封王。后来发生的七国之乱洛阳的战略地位的重要性进一步凸现。
3.关陇支持
隋唐定都长安与关陇贵族的支持有关。魏孝武帝离开京师洛阳西逃，后依靠关陇贵族在长安延续二十年政权，而隋唐的开国先祖无一不是关陇贵族，隋唐的建立和关陇贵族的大力支持密不可分。
隋文帝时期，尽管关中屡次遭受灾年，文帝也时常带领百官及后宫东迁洛阳，在洛阳处理朝政，但他并没有迁都的打算，可见隋唐与关陇贵族关系之深。
4.安全考虑
明朝设立“两京制”，完全是朱棣出于抵御蒙古，远离反对他的建文帝的势力范围等安全考虑。明朝的京城最初设在南京，明成祖朱棣通过靖难之役，赶走了建文皇帝朱允炆，自己即位之后，为了抵抗北方蒙古残余势力的需要，加上自己的势力就在北京，索性将都城迁往北京，造成了后来明朝天子守国门。
总之，隋唐实施两京制后，以长安为都城，有助于关陇贵族支持，有利于京城安全和御外，而以洛阳为陪都则有利于制内，缓解了长安粮食短缺。而明朝实施两京制，是出于安全方面考量。
1963年的一个三伏天，焦裕禄带着时任兰考县委办副主任张明堂到城关乡王爷庙调研，张明堂口渴难当嗓子冒烟，吃了路边地里几个瓜。焦裕禄让他给瓜主送二两粮票和二角钱。瓜主说，不值钱不用给。
看到钱没付，焦裕禄把他带到黄河大堤边，说：“他不收，我们不可以不给。千里之堤，毁于蚁穴。恶习是从小事养成的。”张明堂打心眼里被老焦的人格魅力折服，赶紧把钱送去。
还有一次，有位干部提出要装潢一下领导干部的办公室，焦裕禄严肃地说：“坐在破椅子上不能革命吗？兰考的灾区面貌还没有改变，群众生活还有困难，富丽堂皇的事不但不能做，就是连想也很危险。”
扩展资料
人物影响：
1、兰考县的干部群众在焦裕禄精神的鼓舞下，兰考三害“内涝、风沙、盐碱”得到有效治理。
2、焦裕禄带领群众为了防风固沙栽种的泡桐树，已培植成了河南的一个特色产业，截至2014年，兰考泡桐产业年产值已达60多亿元，全县泡桐从业人员达6万多人。
3、焦裕禄成为了未来所有为官参政者学习的优秀楷模，焦裕禄精神感召、鼓舞了一代又一代党员干部和普通群众，焦裕禄精神成为了我国为官参政者最基本的道德坚守。
人民网-焦裕禄，永不磨灭的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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